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发布了《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筹备新的人事安排。当时毛主席的身体急需休养,在这种背景下,10月13日,毛主席到达长沙,后续在长沙居住了接近四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动身前往长沙之前,特意让人转告了王洪文有关第一副总理的人事安排,不过,王洪文得知这个消息后却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王洪文之所以不知所措,主要原因是“四人帮”把四届人大会议看成是夺权的好机会,准备安排自己的人进入重要部门。另外,鉴于当时周总理已经身患重病,谁担任第一副总理,将来晋升为总理的概率最大,所以“四人帮”非常重视第一副总理这个职位。
“四人帮”心目中第一副总理的理想人选是张春桥,他们也认为张春桥大概率会当上第一副总理,所以当预期与王洪文他们想的不一样时,王洪文非常紧张,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他就告诉了江青。江青的反应与王洪文几乎一样,10月17日晚上,她把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商议对策。
在这之后的10月18日与12月23日,江青两次安排王洪文前往长沙告状,目的是希望让张春桥在将来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担任第一副总理。说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何江青选择让王洪文去长沙告状,而不是自己去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十年特殊时期开始之前,江青基本上没有参政议事,不过,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江青却活跃起来,她频繁发表讲话,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都有一麻袋。江青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尤其是“九大”之后,她进入权力核心层,内心也膨胀起来。四届人大会议筹备期间,江青充分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毛主席还曾专门对王海容等人提起江青,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自己不去长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江青不喜欢坐飞机,她去长沙只能坐火车,一来一回,时间显然不够;第二,毛主席知道江青的野心,他去长沙之前,特意让江青不要离开北京,如果离开北京,必须事先说一声。再加上当时王洪文也年轻,姚文元地位不够,张春桥不适合出面,最终江青就安排了王洪文前往长沙告状。
王洪文第一次到长沙后毛主席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他。王洪文返回北京后,江青并不死心,恰好王海容要陪同外宾到长沙,于是江青亲自出面,找到王海容,希望她能帮自己传达让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的想法。王海容把江青的话带到长沙后,毛主席再次严厉批评了江青,并说江青野心大。
11月12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江青提出了自己“组阁”的名单,毛主席接到信后非常生气,提笔给江青回了一封信,信中让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江青收到回信之后主动写了一封检讨信,同时她也在这封信中希望自己能出来工作。毛主席再次严厉地给江青回信,并批评了她。
接到毛主席第二封回信后,江青也明白了主席的态度,12月23日,王洪文第二次去长沙时,她又让王洪文试探着告状,只是这次王洪文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同时,毛主席也与周总理在长沙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长沙决策”,粉碎了“四人帮”借助四届人大夺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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