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两弹一星院士，走路到浙大上班，和学生一起排队买饭|王淦昌|丁肇中|核物理|唐孝威|凝聚态物理领域-欧洲杯足彩官网

主笔 牛牛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进正大门左转，走不到100米，就能看到一幢白色的楼。这是浙江大学物理学院——第12教学大楼。

走楼梯上三楼，楼梯口斜对面第一间。门口挂着一块金属门牌，上面写着：“物理学系 院士办公室”。

浙大物理学系

推门进去，长方形的小房间里，摆着两张桌子，两个文件柜，还有几张样式各异的椅子——有些是其他房间装修时换下来的。

靠窗的那张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和资料，还有一盏绿色的金属台灯；另一张桌子上空空如也，一尘不染。

每天早上9点，你总能看见这个房间半掩着门。

里面有一个清瘦而挺直的背影。这是一位90岁的老人，正在伏案工作。

不管你何时敲门进去，他都会微笑着和你打招呼：“来来来，有什么事？”热情，直接，不客套。即使打扰了他的工作，他也不会恼怒。

在他的抽屉里，有许多颜色各异的小纸条，是用打印纸或信封背面裁剪而成，老人用来记下一些信息，递给学生。

他会去食堂，和同学们一起排队买饭。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这位衣着朴素，吃着稀饭的老人，是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功臣。

毕业的学生来看望他，他会请学生们在食堂吃饺子，男生一份不够，就来两份。

如果你在他面前剩饭了，他会提醒你，别浪费了。

他经常拎着一只蓝色袋子，在校园里，在操场上，在求是村，低头行走。步伐很快，好多年轻人跟不上。

人们熟知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里，还有一位叫唐孝威的幕后英雄。

他的研究领域，除国防科研外，还涉及高能物理、核物理、原子物理、核探测器、空间物理，后来又转到生物物理、核医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信息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

2021年12月17日，丑丑和我前往浙江大学，在三楼的院士办公室里，采访了唐孝威院士。

唐孝威的办公室

唐孝威5岁时，父母分开了。1938年，唐孝威7岁，母亲陆庆兰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到上海谋生。

一家四口租住在“法租界”广元路一个小弄堂里，一栋小楼的顶层。

生活非常困难，母亲花光了积蓄，又将首饰全变卖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1938年，唐孝威考入南洋模范小学，直接插班上二年级。

上学需要钟表，但家里根本买不起。地板上的一个窟窿，帮了大忙。

趴在地板上，透过这个窟窿，可以看到楼下那户人家的挂钟。每天早晨起床，唐孝威就趴在地板上，通过看楼下挂钟来掌握时间。

三个孩子上学，家里没钱买新课本。母亲便要老大用了给老二，老二用了给老三。实在太破旧了，母亲就在台灯下，把课文逐字逐句抄写下来。

唐孝威和两个妹妹从没去过商场，没有逛过公园，更没有去过戏院、电影院。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唐孝威想参加。

母亲对他说：“在我们家，你是大哥哥。这是什么世道，你知道吗？我们家连买米买面的钱都没有，你居然还有闲心去春游。”

唐孝威很伤心，生活方面不敢再提什么要求，只有更刻苦地读书。

1943年秋天，唐孝威进入上海名牌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唐孝威的学习成绩稳居全年级第一，两个妹妹的成绩也很好。

1949年初，上海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唐孝威在南洋模范中学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南模中学校园里的醒狮雕塑

临近毕业，中共南洋模范中学党支部的领导找唐孝威谈话，说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希望他能报考国立大学，将来参加祖国建设，科教报国。

只要是报国，无论在哪里，唐孝威都会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他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1949年，唐孝威中学毕业，同时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唐孝威认为，自己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没离开过上海，应该到外面闯一闯。

1949年8月，唐孝威告别家人，来到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

当时，清华大学周围还都是农村。城里通向清华大学的路，是一条土路，路的两侧是一眼望不到尽头，青纱帐一样的甘蔗林。

开学不到一个月，学校就接到通知，全校师生要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做筹备工作。

唐孝威和同学们每人扎了一盏五角星大红灯笼。

10月1日，天还没亮，唐孝威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前，点亮红灯笼，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这一天，正好是唐孝威的18岁生日。

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现场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鼓掌声经久不息。唐孝威也激动不已，这个生日，就像他的成年礼，让他终身难忘。

清华大学师生参加开国大典

回到学校，唐孝威感觉身体里像装了一台发动机，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在清华大学，唐孝威读的是电机工程系。

很快，冬天就来了。北京的严冬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由于衣服单薄，又没有钱添置冬衣，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原来在上海时就有的关节痛，加重了。

一个冬天过后，唐孝威患上了“类风湿脊柱炎”，各个骨关节疼痛难忍，行动都很困难，体育课都申请免修了。

电机系的学生要经常下工厂、去工地，唐孝威没法参加。

经过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和物理系主任孟昭英同意，唐孝威从第二学年开始，转到室内活动比较多的物理系学习。

唐孝威在清华大学只读了3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经济建设人才。根据国家要求，清华大学解放后入学的第一届理科工科学生，全部提前一年，于1952年暑假毕业。

大学毕业后，唐孝威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得知这一消息，他激动得一晚上睡不着。

研究所在北京东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里。

研究所里有四个大组，第一大组是实验核物理组，里面又分4个研究组，其中一个是探测器组，唐孝威被分进这小组。

开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必须研制核探测器。人的感官观测不到粒子或核辐射，很强的放射性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

玻璃系统需要抽真空，当时研究所里的仪器设备很缺乏，唐孝威和同事们只能用脚踩“皮老虎”（即土风箱）来产生压缩空气。

需要电子元件，无处去买，他们把废旧仪器上的零件拆下来，拼凑用。

就这样，唐孝威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制造出第一批气体核探测器。

1954年，唐孝威接到一项秘密任务：带着组里自制的便携式射线探测仪器，参加地质部门组织的铀矿勘探小队。

经过艰苦的勘探，勘探小队在广西富钟地区发现了富铀矿。

采集的铀矿石被运回北京，其中一块被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展示。

这块铀矿石，对当时中央作出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有着重要意义。后来，被业内称为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

1954年冬天，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要搬迁了。

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京郊的一个小村庄，周围是农田，还有坟场。一栋6层楼高的灰白色楼房刚刚建成。这是研究所的新大楼。

研究所的设备，大部分是用驴车从城里运到中关村的。

唐孝威所在的探测器组，最珍贵的是一台真空设备。

组长戴传曾怕这台仪器被驴车颠坏了，让唐孝威和几位同事，乘坐轿车，全程手扶着这台设备，一路护送到中关村。

大家开玩笑说：这家伙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把我们几个累得够呛。

可别小瞧了这些设备。

那几年，唐孝威和同事们就是靠它们，制造了成批的计数管，还研究了计数管的气体放电，在短时间内，使中国计数管研制工作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

1956年9月，唐孝威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20世纪50年代，唐孝威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原子核问题实验室工作

1960年4月，唐孝威结束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奉调回国。此时国家已经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

唐孝威来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称九院），向负责人朱光亚报到。

北京第九研究所

朱光亚对唐孝威说：“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现在派你参加。”

朱光亚接着说：“就是搞原子弹！你主要做研制原子弹所需要的核物理和核测试的工作。”

唐孝威激动万分，决心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原子弹爆炸的过程是：爆轰、压缩、超临界、中子点火、爆炸。

为了掌握爆轰近区的核测量技术，唐孝威带领组里的同志们，来到河北怀柔县的爆轰试验场（代号17号工地），开展缩小尺寸的爆轰物理实验。那里后来被称为“中国原子弹的摇篮”。

17号工地位于古长城脚下。

这里风沙弥漫，飞沙走石，上班时走过的路，下班时就找不到了。路被沙子封住了，得用铁锹把沙子铲走，汽车才能通过。

半夜的暴雨会把帐篷冲垮，脸盆、鞋子、木凳漂走了，不知去向。

唐孝威和同志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九所的科研人员把爆轰试验叫“打炮”。

为尽可能多地积累实测数据，一天要打十几炮。唐孝威和同志们在荒山上爬上爬下，检查仪器，记录数据。一轮试验结束，马上又开始下一轮工作。

如此循环往复，就像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个不停。

每天工作下来，大家都成了泥人、沙人。唐孝威的胶鞋磨破了好几双。

在17号工地，一件让大家兴奋的事，是每周一次的改善伙食，能吃到油条。

走出营区，眺望铁路上来往的火车，看车头上冒着的白烟，听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的滚动声，成了他们唯一的消遣。

古长城脚下十七号工地

1963年夏天，唐孝威的好朋友吕敏，从杜布纳回国，他和唐孝威曾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和杜布纳研究所一起共事。吕敏的父亲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

吕敏说，他从国外带回一些资料，邀请唐孝威去他家看看。

唐孝威和吕敏

唐孝威来到吕敏家，开门的是一位姑娘。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唐孝威看到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吕敏介绍，这是他的妹妹——吕芳。

谈完工作后，吕敏送唐孝威出门。在胡同里，吕敏道出要给唐孝威和吕芳牵线做媒的意思，并向唐孝威介绍了他们的家庭情况。

吕芳在广州华南师范学院当老师，放假才回北京。

几天后，唐孝威又去吕敏家谈工作，谈完了工作，他约吕芳一起出去走走。

但唐孝威整日看书，不知道去哪里好。

还是吕芳先说：“我带你去北海公园划船吧！”

俩人来到北海公园。公园里人很少，夕阳照在湖面上，小船悠悠，湖水荡漾。吕芳划着船，书生气十足的唐孝威不大会划船，坐在船头，手上还拿着他刚发表的文章。

那段时间，他们有空就来北海公园，一边划船，一边聊天。

十多天后，吕芳要回广州了，唐孝威去火车站送她。

唐孝威感慨地说：“今年夏天划的船，比我过去十几年还要多。”

吕芳听了，不禁笑出了声。

划船是唐孝威最感兴趣的体育活动

几个月后，唐孝威和大批科研人员奔赴国防科研青海基地，代号221厂。

1964年劳动节，唐孝威借探亲时间回北京，和吕芳举行了结婚仪式。

同时，核工业部和华南师范学院商定，调吕芳到青海工作。婚后不到一周，他们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青海安家。

这里是位于青海湖以东一望无际的、曾经被称为“金银滩”的大草原，海拔3500米，年平均气温零下4℃，水烧到80℃就沸腾了，馒头和米饭都蒸不熟。

青海“金银滩”大草原

吕芳到青海基地后，被分配到幼儿园任园主任，工作很忙。为了支持唐孝威，她承担了全部家务，照顾唐孝威的生活。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唐孝威的类风湿脊柱炎经常发作，腰疼得直不起来，贴满膏药，多亏了吕芳一直在身边悉心照料。

1964年8月，探测仪器准备完成，唐孝威和九院作业队的同事们来到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和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一起，进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爆试验。

无边无际的大漠戈壁中，一座百米的铁塔已经矗立起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采取“塔爆”的方式，在铁塔顶端引爆。

铁塔高102米，无风时都会有轻微摇摆，碰上8级大风会有1米左右的摇摆度。

核爆炸铁塔

唐孝威和组里同事来到铁塔的顶端，安装各种探测仪器，再回到地面，钻入地下的水泥防护体工号内，安装接收仪器。

从8月底到10月中旬，他们不是在铁塔上，就是在地下工号里，检查、调试每一台探测仪器，反反复复进行预演。

这里白天地面温度高达54℃，夜晚又降到0℃以下。但大家忘掉了炽热，也忘掉了寒冷，困了就在帐篷里打一个盹，一睁眼又紧张地投入工作。

1964年10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唐孝威按照上级要求，同大多数参试人员一起，撤离到几十公里以外。

唐孝威还有些放心不下，打电话给指挥部，请他们转告在塔顶工作的同志：最后再检查一下探测仪器的小型电源是否接通了。

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10月16日下午3点，起爆时间到了。全体人员已转移到安全地带，一齐朝铁塔的方向眺望——其实这里根本看不见塔影，只有起伏的沙漠和蔚蓝的天空。

随着倒计数“零时”到来，远处还不见动静。

难道出问题了？

没等唐孝威继续想下去，只见远方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震天动地的轰鸣声如巨雷般传来。远处的天空上，出现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爆炸后，唐孝威和测试组的同志们，分析了从地工号内取回的数据。一切都像预计的那样，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数据全部被测到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爆炸现场的景象让人震撼：

那座用无缝钢管焊接起来的102米高、80吨重的铁塔，已经熔化成了一堆面条状的铁丝。周围戈壁滩上的卵石，熔化后又凝固，成了一颗颗紫色的“玻璃球”。

中国研制原子弹工程，有一个特殊的代号——“596”。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为了牢记这个日子，中国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

每一位参与“596”的人，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离开别人，到底能不能造出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5年，唐孝威领导的实验组扩建为核物理测试研究室，称为31室。由唐孝威担任室主任，在青海基地，他带领同事们继续投入研制氢弹的战斗。

唐孝威说，当时大家最爱说的一个词，是“空气动力学”，意思是：

别人越是卡我们，封锁我们，我们就偏偏要憋着一口气，以这口“气”为动力，把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搞出来！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

事实证明，中国人有决心，也有智慧和能力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出奇迹。

1965年，周恩来和党政军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核试验的人员（第二排右四为唐孝威）

文革时，青海基地许多干部在“二赵运动”（指文革期间，赵登程和赵启民在青海221厂借“清队破案”为名残酷镇压广大职工和干部的运动。）中受迫害，唐孝威也受到冲击，身体越来越差。

1973年12月，唐孝威得到平反，在恩师王淦昌先生的关心下，他回到北京休养，并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吕芳调到高能所图书馆工作。

此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已经上天，正准备发射返回式卫星。

高能物理所张文裕所长交给唐孝威的第一项科研任务：在我国返回式卫星舱内安装探测器，测量卫星舱内空间辐射的强度，以及对舱内物体的损害程度。

根据他们实验测量、分析的结果，空间辐射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

因此，可以将返回式卫星的特殊金属屏蔽层减薄，这样既降低造价，又可以增加卫星的容积，真可谓一举两得。

1978年1月，唐孝威带领中国科学实验小组，远赴联邦德国汉堡的丁肇中教授实验室，进行高能物理国际合作实验。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进行国际合作实验的小组。

实验组证实了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的基本粒子——胶子的存在，这一发现对于加深人类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唐孝威在德国汉堡

从那时起，唐孝威和丁肇中教授进行了长期的、富有成效的高能物理合作实验，至今已有40多年，现在还在继续。

1979年，48岁的唐孝威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0年，唐孝威当选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补的12位中青年学部委员合影

连续几年，唐孝威将自己参与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所得的访问学者津贴，全部上交给中国科学院，支援国家建设。

后来，中国科学院不再接收，他又把津贴交给他所在研究部门使用。

唐孝威先后在国内13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研究生导师，每年要到各地讲学和指导研究生，但他很少接受报酬。

他总认为，单位已经给了自己工资，到学校去兼职，就不该再取报酬。

如果同时有几位教授讲学，别人接收了，他也不好不要。如果只有唐孝威一人讲学，他就坚持不要任何报酬。

至于学校或个人请他吃饭或送礼，他更是一概谢绝。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他，带了一件比较名贵的瓷器。

唐孝威婉言谢绝，但对方执意要留下礼物。

最后，唐孝威非常严肃地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决不收别人的馈赠。希望你、我不要破坏它。”

对方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回去。

他过去的学生来看他，带来一些水果。谈话结束后，唐孝威便起身提起水果送学生，学生又将水果夺过来放下。唐孝威连推带搡，让学生提着水果出了门。

面对目的性的送礼，夫人吕芳更是坚决支持唐孝威拒收。

朋友和学生们，了解唐孝威的为人，来看望他时，一般都不带东西。

有一位来访者和唐孝威开玩笑说：“你这个人，这一辈子选错了职业，我看叫你当反贪局长是再好不过了！”

1998年，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书面通知唐孝威院士：授予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颁发证书和奖金15万港元。

唐孝威谢绝了奖项和奖金。他说：“我做的工作很有限，许多其他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这奖请转给其他科学家。”

唐孝威出去开会，单位给他派了车，他也不坐，坚持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他曾认真地和大家解释，他有“老年卡”，坐公交车非常方便。

如果在外面开会持续一天，他还会自带面包，这样就不用合作单位招待了。

1994年，唐孝威在北京工作间

唐孝威是我国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研究的推进者，也是我国脑与心智科学研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1997年5月，唐孝威组织并主持以“跨世纪脑科学”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

有记者采访唐孝威：您已经在许多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什么还要进入脑科学领域呢？

唐孝威说：面对真理的海洋，我过去的成绩微不足道。揭示脑的工作原理和心智的规律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香山会议期间，他与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谈论起“学科跨界”。

在潘校长的盛情邀请下，2001年，唐孝威离开中国科学院，全职到浙江大学工作。

这一年，唐孝威70岁。

唐孝威在北京家中

唐孝威说，浙江大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有利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唐孝威对工作的助手、设备、经费等条件，以及个人住房、生活待遇等条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谢绝了行政职务，把时间都用在实验、科研和教学第一线。

到浙大工作时，唐孝威已经年过古稀，他仍不停歇，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的，经常工作至深夜，节假日都在实验室里度过。

唐孝威亲自给浙江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脑科学导论》课，以及《认知科学导论》课。

唐孝威给研究生讲课

除从事教学工作外，唐孝威还在物理学、神经信息学、医学影像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意识科学、教育学等领域进行了研究。

唐老师在浙大，以“三快”出名：

第一是“走路快”，唐老师走路速度很快，70多岁时比大多数年轻学生还要快。

有一次，一位学生博士论文答辩，唐老师是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结束后，唐老师走了，那位学生突然发现有材料忘记给唐老师签字了，马上叫同学帮忙去追。

那位同学一路小跑，从心理学系办公室追到西溪校区大门口，终于追上健步如飞的唐老师。

第二是“讲话快”，唐老师说话很少停顿，有时会一口气讲很多内容。甚至在上楼梯时还边上楼梯边说。

第三是“思维快”，唐老师的思维经常会有跳跃性，而且反应非常快。

唐老师组织过许多“讨论班”。讨论班的形式很简单，每次一个主题，由一人主讲，大家自由发言。

主讲人讲的时候，唐老师通常都会做笔记，他写字速度也很快。

等主讲人讲完，唐老师会针对刚才讲的内容提出一些问题。主讲人的回答，和其他人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唐老师也会记在笔记本上。

2003年，唐孝威在浙江大学寒假期间，到北京参加ams部件的环境模拟实验

唐孝威所在的交叉学科实验室，招收了来自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多个学科的学生。

每一位进入“交叉学科实验室”的学生，都会收到一份唐老师制定的《实验室守则》。

其中一条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不依附任何人、独立工作的科学工作者。”

这是唐孝威对每一个学生的要求。

唐老师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子女，严格又慈爱。

他过去的学生经常回学校来看他。只要有学生来访，固定的节目是“唐老师请大家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五食堂吃饺子”，男生一份不够就来两份。

唐老师和学生一起在食堂用餐

每年端午节和中秋节，唐老师自己拿钱给实验室每位同学买粽子、月饼。

他会特别叮嘱负责采购的同学，要注意食品的质量和口味。唐老师还会把粽子煮熟了，再送给大家吃。

学生们有事业、有家庭、有儿女，是唐孝威最高兴的事情。

有学生带着孩子来看他时，唐孝威脸上都会露出孩童般的微笑。

唐老师在杭州花港观鱼

唐孝威在玉泉校区时间比较多。

玉泉校区在杭州西湖的北面，背靠老和山，离杭州植物园很近，出学校南门，穿过青芝坞的小街，便是杭州植物园了。

周末，唐孝威会去植物园去走走，他喜欢在树林中散步，静静地思考。

但更多的时候，你会在浙大玉泉校区第12教学大楼，斜对着三楼楼梯口的那个房间里，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正在伏案工作。

采访那天，我们按约定时间，早上9:30到物理学系的时候，唐老师已经等在办公室了。

我们刚刚上楼，唐孝威老师听到声音，就微笑着从办公室迎了出来。

90岁的唐老师头发灰白，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旧棉衣，精神矍铄。

一张简陋的电脑桌，三张椅子，我和丑丑坐一边。唐老师坐在我们的对面，坐得笔直，思路清晰。

对于我们的问题，唐老师都一一认真作答，甚至还提前写了笔记。

采访过程中，唐老师反复强调，他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属于集体的。能够用所学为国家做贡献，是自己的荣幸。

感谢国家的培养，感谢他的老师，感谢他过去的领导和战友，感谢浙大，感谢同事，感谢学生，还感谢我和丑丑的采访。

唐老师在浙大玉泉校区

唐老师还特意提及：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他和夫人吕芳在杭州，很挂念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多次打电话问候他们。

唐老师专门给浙大物理系寒假回家的学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注意身体健康，认真在线上学习功课。

临近2022新年，唐孝威老师的工作依旧排得很满，采访结束，紧接着他还要和何亚平老师他们继续开会。

唐老师站起身来送我和丑丑到办公室门口，客气地抱拳作揖告别。

唐老师的学生送我们下楼，学生告诉我们，每年寒暑假，因为杭州湿冷和湿热的气候会引发唐老师的旧疾，唐老师忙完工作，就和吕芳老师一起去北京家里住一段时间。

唐老师和夫人吕芳在北京玉渊潭

2021年下半年，吕芳老师身体不好，90岁的唐孝威老师独自返回杭州工作。一个人住在浙大求是村宿舍，每天到学校工作，中午就去学生食堂排队买饭。

冬天，因为天气寒冷，唐老师的脊柱炎又复发了。家人和学校都希望他放寒假能早点去北京，那里天气干燥，屋内有暖气，对缓解他的病痛有帮助。

我和丑丑的采访，因为疫情，一拖再拖。采访结束后，唐老师把手里的工作安排好，就去北京和家人团聚了。

2022年春节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唐老师目前还在北京，没法回到杭州。但他经常会和浙大的学生通电话，关心学生的工作和生活。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唐孝威院士为国奉献一生，却又谦逊低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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