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这一天|赵树理|杜润生-欧洲杯足彩官网

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以实现的时候，这会给人带来一种奇妙无比的满足感。

1958年，毛主席在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曾动容说道：“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反而一直忧心忡忡。直到1955年，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了农村合作社，我才感到快乐的滋味。”

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人谈起农村合作化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早在1955年，毛泽东准备庆祝其62岁的生日时，就对自己信任的秘书田家英说：

“自从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我还没有如此高兴过。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农村合作化运动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谈话的内容很明显透露出，农业合作化运动背后的意义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改革，更重要的是要为消灭私有制，在农村走出的第一次尝试，是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步棋。

农村的社会变革

以往大家有一个误区，或者是不清楚，以为新中国的建立，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其实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领导人的判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出生，只是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国民党政权的消亡。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毛主席就开始思考今后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像十月革命那样，革命一胜利就搞社会主义，还是继续以前的道路，走资本主义？一个个问题犹如雨后春笋，不断钻出地表，摆在毛主席的面前。

为了解决疑惑，毛泽东召集众人，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同志们一致同意，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原因也很简单，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全国要施行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

另外，客观上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所以在过渡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化三改”。

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概念及基本内容。

他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道：“总路线是给人们带去方向和光芒的灯塔，只用十年或者十五年，我相信就一定能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第一个完成国家工业化很简单，就是要将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变为一个工业经济为主的国家。重点在于社会主义改造，这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如何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简而言之，就是消灭私有制为主导的农业，采取农业合作社的方式转变为公有制农业。

农村合作社的落实

当然，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国农村已经施行了千年以上的私有制经济，要想将这座漫长的马车轱辘彻底转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为此，毛泽东在1953年约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时，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五年能办到的事情，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消极的想法不能有，肯定会有实现的一天，另外，也不能贪功冒进，不然就会步子太大，扯着蛋儿。”

其实早在中央确立过渡总路线之前，山西省就已经开始尝试农业合作社，因为山西属于老解放区。土改工作比南方省份都要提前几年完成，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前头。

那时，就产生过是否立即转入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讨论。9月份，毛主席就倡议召开了全国的第一次互助合作化会议，并颁布了（农村合作社草案）。

草案写出后，毛主席还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了意见，这其中就包括赵树理。赵树理说：“目前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赵树理所言非虚，因为1951年，农民刚刚分得土地，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这时如果强行推进农业合作社，恐怕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毛主席也赞同了这一观点，还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个体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常年的农业合作社组织，也要有临时的单干户。”

等到了1952年，农业合作社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年底，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步子迈的早，达到了六成，新区晚走一步，不到三成。

全国各地风风火火，成立了4000个合作社，创办了几十个集体农庄（也称之为高级社）。

1953年，新年伊始，充满信心的毛泽东开始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度。首先在人事上，就任命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生于1986年，苏区时期，开创了“抽肥补瘦”这种相对温和的分田政策。1931年11月，一直担任土地部代理部长，有着很丰富的农村土地经验。

毛泽东让邓子恢主持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外界传达的就是一次“伯乐相马”。

1月17日，邓子恢和杜润生一同来到中南海，同毛泽东进行了一番谈话。席间，毛泽东向杜润生问道：“你所了解的农村情况如何？”

杜润生回答：

“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私有制下的一种经济模式，力量很单薄。向互助合作方向推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在邓子恢和杜润生的视角中，强调的是农业合作化要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让农民自觉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弊端，和对社会生产的束缚。以及如果继续小农经济，就必然会在农村形成剥削的现象。”

然而，运动一开始，就露出了冒进的苗头，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并没有按照邓子恢的设想前进。

当时，由于为了快速发展工业，实行“农业剪刀差”,对农村合作社进行了许多不友好的政策，比如统购统销、过度征粮等等。

又比如1954年，农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过猛（从春天的10万个猛增到年底的48万多个），工作中的简单粗暴，一方面反映了官僚机器的恐怖，一方面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安，出现了大量农民不愿意将农产品上交国家，而迫不得已宰杀牲畜的现象（这和美国大萧条时期，牛奶白白倒入下水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也曾下过判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自发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针对农村的紧张形势，邓子恢开始要求整顿和巩固农村合作社，提出了“固定农民的负担”，“买卖公平、贸易自由”、“认真保护农民的合法收益”等多项政策。又派杜润生、袁成隆去浙江指导工作。一个多月过去，浙江的农村合作社被砍掉了15607个，巩固了37507个。到6月底，全国农业合作社65万个，同4月相比，减少了2万个。

艰难的完成

但6月一开始，事情又朝着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毛主席的思想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变化之大，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毛主席还是坚持己见，加速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批评了邓子恢：“允许富农经济存在，不是不加限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许多历史学家也都是各说各话。

总的来说，有一种原因之所以1954年同意放慢进度，是因为那一年，长江中游、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其他地区农业收成勉强和去年持平，有些地方还歉收。

由于要以丰补歉，国家向非灾区多购了大约70万斤粮食，所以才迫于形势，减缓了前进的脚步。

再者，为了实现农业合作社的理想，毛主席在1955年春天，外出考察了一番。在调查后得知，毛主席认为“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却不收割，生产消极吗？”

还说：“所谓缺粮，不过是地主、富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

这主要是随着小农经济的恢复，农村又出现了兼并土地的现象，那些掌握土地生产资料的富农和地主，不愿意舍弃自己手中的土地，变着法的向中央哭穷。

仅仅过去五年，就开始了历史上常见的事情，这怎么能让毛主席不愤怒呢？

所以经过讨论之后，农村合作社的目标在65万个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0万个。

毛泽东对这一年形势作过这样的描绘，说1955年，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决出胜负的一年。

事实上，也大体如此，到1956年12月底，只有3%的农民仍然从事着个体耕作，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计划是要一直持续到1971年，现在已经提前15年完成了。

结语：

从意识形态上讲，农村合作化运动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

从政治斗争上讲，也是一次艰难的胜利。似乎，当时的中国在农业领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必须要说的是，这次改造是脆弱的，是不牢固的，是极容易破碎的。背后潜藏的是灾难的种子。

主管农村社会的不再是地主乡绅，看起来很美好。然而取代者却是国家机器的官僚阶层，这又是一个更为强大的“拦路虎”。

某种程度上，官僚阶层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存在，不像儒家乡绅，还必须要披上一层道德的外衣。

唯一能抑制官僚的不是温情脉脉的道德，而是鲜血淋淋的权力。

参考资料：

《毛泽东传》 逢先知 金冲及 中央编译室

《实录毛泽东：重整旧山河1945-19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组织起来的力量—农业合作化的探索与贡献》 张扬 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