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思想史为何在当下中国特别重要？|著作|科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欧洲杯足彩官网

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

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

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

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六十年前的12月17日，胡适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六十岁生日。我比胡适小六十岁，似乎很巧合，六十年后，我也将在普大度过我的六十岁生日。

当年的胡适心情很黯淡，那天晚上，他乘火车回纽约，想到自己有心脏病，人寿保险公司也不肯接受他，就像周质平教授说的那样，在普大的时光是他一生的“黯淡岁月”，我是否也将度过一生的黯淡岁月？不好说，这当然是玩笑。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那天，胡适写了《生日决议案》，郑重地说，如果生命不太久了，他要还一生的文债和心愿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见，胡适在心里最关心的一直是思想史。

为什么中国学者那么关心思想史？

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台湾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文章最后，他又引用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最近十几年更热。刚才提到的，五四时期知识界领袖人物胡适，后来他坚持把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还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改革开放时期即1980年代，李泽厚有关思想史的三部著作，也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各种著作，也在中国大陆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在中国，不少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也转向了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近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对当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呢？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

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因为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国可亡，史不可亡”，反过来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说“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一个认同基础。从古代中国的“有史为证”，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事情先要参考“历史经验”后再有个“历史结论”。

同时，思想也很重要。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观念”的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